在不久前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上，王毅表示双方要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南方卓然壮大的历史大势中加快亚洲的振兴；
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西班牙媒体称此举回应了全球南方的需求，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而同期的“共赢金砖”论坛上，启动了金砖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合作网络等多个平台和项目，助力实现普惠化发展。
当全球南方成为群体性崛起力量时，如何合作成为各界聚焦重点。
日前，在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等九家上海市社联所属学术团体联合主办的“世界和平发展与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学术研讨会上，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及团结合作的世界意义”为题的分论坛讨论尤为热烈，如何合作成为焦点。
上海社联2025年度重点合作项目·会长论坛“世界和平发展与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学术研讨会由开幕式和五个分论坛组成，云集了沪上国际关系界核心话题和研究学者。分论坛为“战后大国关系的演变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战后东亚地区合作与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及团结合作的世界意义”“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与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世界和平与发展” 李念拍摄
两种新理解：集体性与全球化
合作肇始于观念的统一，对“南方”理解是观念统一的源头。如何界定“南方”？1980年，勃兰特领导的南北委员会绘制了著名的“勃兰特线”，依据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区分南方和北方，时至今日依然是全球南方这一概念最直观、最为人所知的定义方式。除此之外，全球南方也被视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中间力量的集合体，是大国争夺的空间。不同于这两种解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阮功松分享了一种新的理解路径：全球南方的集体性源于共同经历的殖民压迫历史所形成的跨越地域的集体情感纽带。
1966年越战期间，胡志明在一次对美国民众的呼吁中说道：“为什么一个通过革命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民族（美国），现在却要镇压另一个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越南）？”他的质问巧妙地唤起了被殖民民族的共同记忆，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南方认同是流动的、无处不在的，所谓“人人皆可南方”。
“勃兰特线”代表全球南方的经济维度，万隆会议则彰显反殖民色彩
对全球南方集体性的不同理解带给我们新启示。阮功松指出，尽管全球南方不是一个精确的地理位置，其内部的经济水平和权力大小参差不齐，但是地理视角、发展视角和国际政治视角却成功地唤起了全球南方人民的区域共同体想象，唤起了人们对于共同面对的贫困、债务、技术依赖等困境的重视，也唤起了人们追求独立自主、反对西方干涉的愿望。
“‘全球南方’，需要探讨的不仅有‘南方’一词，也有‘全球’。”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汤伟认为，应当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全球性”首先体现在南方国家之间更为密切的跨国交流。如今全球南方成员间的交流已不仅仅限于不结盟运动等政治运动，更扩展至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层面，产业也相互交织。
“全球性”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在汤伟看来，过去的全球化具有强烈的“垂直等级特征”。北方国家主导下，南方国家被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大多处于价值链下游，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往往依赖北方国家作为中介，南方国家对外交往的空间受到局限。然而，随着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新的枢纽，南北垂直结构被打破，南方国家得以面向全球。
2025年里约金砖峰会，围绕新兴经济体全球南方国家彼此合作
米胶协定精神：跨越制度、大小
全球南方合作并非全新的事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间就已经建立了宝贵的伙伴友谊。1952年，当时尚未建交的中国和斯里兰卡（时称锡兰）签订了《米胶协定》。冷战初期，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严格封锁、战略禁运，而新中国正百废待兴，急需橡胶等物资进行建设。为了缓解燃眉之急，新中国向锡兰提供其需要的大米，以换取橡胶，“独立自强、团结互助”的米胶协定精神自此写入中斯关系史和第三世界合作史之中。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王震眼中，全球南方合作兴起的当下，这一协定有着更深层的历史借鉴意义。锡兰顶住西方压力与中国签约，表明小国同样能够维护自身利益、保持战略自主。同时，协定也成为大国与小国基于平等交往的范例，平等相待、患难与共、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的精神恰恰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参照。“双方的合作不仅是简单的市场行为、利益交换，也暗含着南方国家之间跨越制度差异的身份认同。”王震说道。
1952年，中国与斯里兰卡在北京签署《米胶协定》 图源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
传统援助退潮，撬动投贸成为主力
当前，全球正面临严重的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姚乐指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所依赖的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模式正在衰落。2024年，全球前十大捐助国中，除意大利外，其余九国的官方发展援助都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相较之下，发展援助正在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大幅削减了对外援助预算，同时强调援助需服务于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缺口已从每年2.5万亿美元膨胀至约4.2万亿美元。”而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着数字经济转型的压力。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丁迪指出南方国家的普遍性问题：网络带宽有限、数据中心缺乏、算力严重落后。随着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通过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限制南方国家获取先进数字技术产品，南北的数字鸿沟可能进一步加剧。
联合国关注到，可持续发展资金缺口与全球数字鸿沟都在扩大
面对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为全球南方发展合作注入了新动能。数据表明，2010至2019年间，13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向多边机构提供的发展资金从1.3亿美元跃升至63亿美元。其中，中国是最大的贡献者，占比达34%。除了中国，印度、巴西、沙特、土耳其也贡献巨大。姚乐分析，中国的援助不同于侧重赠款的传统援助，其更注重“以援助撬动投资贸易”，整合多元化资金促进投资驱动型增长。
在绿色转型、数字转型的浪潮中，全球南方探索创新合作模式至关重要。丁迪提出，可以借鉴中国参与设立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的成功经验，探索设立支持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的专门基金，并进一步发挥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成熟平台的作用。另外在全媒体时代，积极传播自身发展理念与数字治理主张，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也是全球南方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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